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转折时期，其文化、制度与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严复曾言：“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，什九为宋人所造就。”这一评价不仅体现了宋代在科技、经济上的成就，更凸显了其在礼制建设上的独特贡献。尤其是宋代家礼修撰，既是士大夫阶层对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的反思，也是重建宗法制度与伦理秩序的重要实践。家礼的修撰与普及，不仅巩固了宋代社会的基层治理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家礼修撰的历史背景
唐末五代的社会动荡与礼制崩坏亟须重建秩序。唐末至五代十国，战乱频仍，门阀士族制度遭受重创。安史之乱、藩镇割据及黄巢起义彻底瓦解了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法体系。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》中痛陈：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之道乖，而宗庙、朝廷、人鬼皆失其序。”整个社会陷入“成者为贤、败者为愚”的伦理真空，礼制废弛，人心涣散。至北宋初年，冠婚丧祭等基本礼仪几近失传，民间“火焚水溺，阴阳拘忌”等恶俗盛行，亟须通过礼制重建社会秩序。
士大夫阶层的反思与使命担当。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，宋代士大夫以“修齐治平”为己任，将家礼视为重整宗法、救治人心的关键。张载指出：“宗子之法不立，则朝廷无世臣。”他认为，宗法制度的瓦解导致家族离散、社会失序，唯有通过家礼确立“亲亲、尊尊、长幼有序”的伦理规范，方能实现“家国同构”。为此，大批有远见的士大夫纷纷加入修撰家礼的行列，杜衍、韩琦、司马光、吕大防、吕大临、张载等都积极参与其中。此外，经济与政治的巨变也为家礼发展提供了契机。宋代商品经济繁荣，市民阶层兴起，旧有的门阀等级制度难以适应新社会结构，家礼的平民化与实用化成为必然趋势。
代表性著作
两宋时期产生了几部代表性家礼著作，为家礼在社会的实施推广打下坚实基础。北宋社会已经由前朝的士族、庶族隔离发展至士庶通婚，礼制也从“礼不下庶人”逐渐发展至“礼下庶人”。这时期的家礼修撰主要是建章立制以适应时代发展。司马光修撰《书仪》时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，他以《仪礼》为蓝本，简化礼仪程式，对原来流行于士族之间的传统礼仪做了很多调整和简省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家礼体系，使之更加适用于士庶家庭。《书仪》还创造性地以“影堂制度”代替原来的家庙制度，将祭祀场所从庙堂延伸至民间，强化了家族凝聚力。朱熹对此予以高度评价，认为“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，温公则大概本《仪礼》，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。要之，温公较稳，其中与古不甚远，是七八分好。”
南宋时期，朱熹的《家礼》和吕祖谦的《家范》，对复杂繁冗的婚、丧、祭三礼的主要仪节做了大量的简化，相较《书仪》更切近实用。《家礼》更被誉为家礼发展史上的集大成之作，它秉持“礼随俗变”和“高而不难，近而不迫”的原则，借鉴了吕祖谦《家范》强调宗法实践以维护家族伦理秩序的方法，设计的冠婚丧祭流程兼顾礼义与实用性，使普通家庭也易于掌握，特别是它在《书仪》“影堂制度”基础上开创的“祠堂制度”，不仅简化了祭器规格，而且把祠堂祭祖制度化，实现了士大夫“敬宗收族之意”“报本反始之心”的追求，解决了宗法传承演变和收族实践中的核心问题。
两宋时期以《书仪》《家礼》《家范》为代表的家礼文本，不仅适应时代需求，更是引导时代风尚之作，也使家礼成了敬宗睦族、敦风化俗的重要工具。尤其是朱熹《家礼》，到了明清时期更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遵循的家礼范本。
宋代家礼的社会功能
针对当时社会状况，宋代士大夫精心修撰的家礼实际履行了三个方面的功能：
一是宗法制度的民间化。宋代家礼的核心在于重建宗法体系，通过确立嫡长子继承制、规范祭祀礼仪，家礼将原本属于贵族的宗法制度平民化。朱熹设计的“祠堂制度”，使每个家族都能以祭祀增进血缘认同，达到敬宗收族、敦亲睦族目的。这种“小宗法”模式，既弥补了门阀士族消亡后的权力真空，也为中央集权提供了稳定基础。
二是重塑社会伦理秩序。宋代家礼通过具体仪式强化伦理观念。例如，冠礼象征成人责任，婚礼强调“夫妇有别”，丧礼、祭礼体现“慎终追远”。欧阳修指出，五代乱世“风俗日坏，入于偷薄”，而家礼的推行使“人人各知本分”，遏制了道德滑坡。司马光在《书仪》中还融入“勤俭”“孝悌”等训诫，将礼仪实践与道德教育相结合，使得礼仪具有了教化功能。
三是社会整合与国家治理功能。宋代家礼不仅是家族规范，更成为国家治理的延伸。比如太常博士颜复等上奏《乞详议五礼以教民》建议修撰“民庶所守”的“士民五礼”，主张将家礼推广至郡县，以“缓驱以令，使乐而不骇”。这种“礼法合治”的策略，使中央政令通过家族渗透至基层，缓解了官民矛盾。同时，家礼的普及弱化了佛道仪式对民间的影响，巩固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。
宋代家礼修撰的启迪
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对一个社会来说，家庭的生活依托、社会功能和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。当前，如何实现家庭文明建设目标，宋代学者修撰家礼以加强家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给我们很多启迪。
首先，增进家庭价值认同。宋代家礼的关键是将孝悌、忠信、仁义等儒家伦理，转化为日常仪式与行为准则，通过冠婚丧祭和日常礼仪，明确父子、夫妇、兄弟等家庭成员的角色、职责，使抽象伦理具体化，并最终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认知。当代家庭文明建设同样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如友善、诚信、孝敬融入家庭生活之中，以家庭会议、家规家教践行仪式等礼仪仪式，打造富有时代精神、体现家庭核心价值的仪式化活动。家庭成员通过共同参与这些“家庭之礼”，能更深入地领悟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责任，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。
其次，以礼仪行为规范促进家庭和谐与伦理秩序。宋代家礼的“通礼”详尽规定了家庭成员在各类场合的言行举止，如日常起居、接待客人、婚丧嫁娶等，目的是减少冲突、维护长幼尊卑的秩序，这些规定虽存在等级色彩，但能够保证家庭有序运转、关系融洽。汲取宋代家礼以礼仪规范家庭成员行为、促进亲睦家齐的精髓，倡导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商讨制定体现平等、尊重、互助原则的家庭公约或行为规范，明确成员的权利、义务和界限，无疑有助于减少矛盾，构建和谐的家庭秩序。同时，借鉴宋代家礼的做法，在当代家庭文明建设中注重日常细节的教养，在日常生活中培育成员的礼貌、尊重和责任意识，可以促进家庭文明素养的提升。
最后，重视家庭作为社会教化“第一课堂”的作用。宋代学者深刻地意识到家庭是社会治理的基础，家礼是“修齐治平”理念的具体践行。他们旨在通过家庭内部的良好教化，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成员，进而达成社会的和谐稳定。当前更应突出家庭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，家长应自觉肩负“首任老师”的责任，以身作则，将良好的品德、习惯、价值观通过日常生活和互动传递给孩子。宋代家礼的实践启示我们，家庭教化重在潜移默化、言传身教，培育优良家风。只有千千万万家庭的良好家风，才能够支撑起全社会的良好风气，才能以文明家庭建设促进和谐社会构建、提升公民文明程度。
（作者：李冰，系商丘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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